“哐当”
一声，火车头从后面顶住这4节车厢开始缓缓向前移动，向山洞的另一边出口慢慢驶去。
刚出山洞就是一个大下坡，4节车厢的速度突然就开始加快，巨大的惯性将车厢里，一些还没有坐下来的人，一个个全被甩朝后面，摔在车厢地板上，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搞懵了。
4节车厢顺着坡道疾速滑行，仍在不停地加速中，兵团作战科副科长余震急匆匆地跑到司令员杨得志面前说道：“糟糕，后面的火车头没有挂住我们的车厢！”
杨得志扭头透过车窗向后望去，果然，4节车厢后面，火车头还停在山洞洞口，距离他们却越来越远。
刚才火车头“哐当”
一声从后面顶住车厢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火车头连接车厢的挂钩却没有挂住车厢，但火车司机却没有发现这个情况。
火车头将这4节车厢推出山洞洞口，却又偏巧是下坡路段。
于是，这4节车厢载着整个19兵团指挥机关，像匹脱缰的野马一样，扔下火车头，风驰电掣地往前奔去。
杨得志大喊：赶紧扳闸！
一群人呼啦一下子拥向各个车厢尽头，拼命扳动制动闸，但车厢仍然没有丝毫减速的意思，沿着下坡的铁轨奔得越来越快，只见车外模糊的山崖和树木从窗边飞速地往后划过。
这4节车厢里，可是第19兵团指挥机关的全体人员，一旦发生意外，其后果不堪设想。
兵团司令员杨得志、政治委员李志民、副司令员郑维山三人都是一头冷汗。
万一真的出了事，整个19兵团的指挥系统就全完了。
这样的后果绝对是灾难性的，将会对我军在整个朝鲜战场上的部署，产生重大影响。
过了七、八分钟，随着坡道放缓，列车稍微慢下来一些，大家猜测，前面应该就是定州车站了。
但更糟糕的情况却突然出现了，虽然实施灯火管制，但大家仍然隐隐约约看到几百米外的正前方，同一条铁轨上竟然停着一列火车。
4节车厢以很快的速度逼近前面那辆停着的列车，警卫排的战士早已经围在几位首长周围，组成了一道人体盾牌，尽全力护卫首长安全。
千钧一发之际，突然一个影子从月台上窜下，飞奔向铁路，扳下了道岔。
19兵团指挥机关全体人员乘坐的这4节车厢，在最后的一刻，驶上了另一条铁轨，呼啸着与停着的列车擦身而过。
进入平路，滑行的车厢在轨道上慢慢减速，终于在一公里外停了下来。
当杨得志司令员和几位首长走回车站月台时才发现，刚才跳下月台，发疯似地奔向铁路，迅速扳下道岔，救了全车人性命的，居然是一个十四五岁的朝鲜男孩。
男孩背上斜背着一支老掉牙的步枪，嘴里不停地向双手哈着热气，冻得通红的小脸上，一双大眼睛笑意盈盈地看着这群志愿军官兵们。
双方语言不通，杨得志司令员一把抱过小男孩，高高举起，在原地激动地转了几个圈。
男孩不知道的是，他今天救下来的，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的整个指挥机关，这里面包括日后的两位共和国上将和一位中将。
回到车厢，杨得志司令员长舒一口气说道：“如果不是这个朝鲜小男孩扳开道岔，我们整个兵团指挥部，等于让敌人不费一枪一弹就端了“老窝”
！”
兵团进入朝鲜境内后，整个行军历时整整一个月，其中实际行军时间约为20天，每天前进35至40公里，夜间行军，天亮时休息，历经艰难险阻。
士兵每人负重达40公斤，除了携带个人武器装备，如枪支、弹药、手榴弹和背包外，还要额外背负一周的干粮和两枚迫击炮弹。
正值初春时节，寒意料峭，平地积雪厚达10至20厘米，低洼处积雪甚至齐腰深，一旦不慎陷入雪中，往往需要几人协力才能拔出。
如此长距离的徒步行军，使得官兵体力消耗极为严重。
第3兵团紧随第19兵团之后进入朝鲜。
第3兵团是西南军区为参战朝鲜特别组建的全新兵团，与原第二野战军的第3兵团并无关系。
中央军委任命原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为新第3兵团的司令员兼政委。
陈赓于1月率先入朝，参加了中朝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，并进行了战场考察。
由于腿伤复发，他不得不返回东北进行治疗，因此第3兵团入朝时陈赓未能到岗，军事指挥由王近山负责。
王近山，二野中威名赫赫的将领，刘邓的得力爱将，因作战疯狂而被称为“王疯子”
。
他在战场上悍勇无畏，拼命厮杀。
早在抗日战争时期，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对他恨之入骨。
有一次，王近山率领一支小部队返回延安途中，主动寻找战斗机会，意外击溃了冈村宁次的华北日军“剿匪”
观察团。
该团由180多名日军高级军官组成，全为中队长以上级别的将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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